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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和26日，由中华文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山巅之城’VS‘文明之邦’：中美历史上的自我认知之比较”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美国政治思想史大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在现场发表了题为“山巅之城：一个文本的故事与美国例外主义的发明”的主题演讲。

历史的转换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曾经被人遗忘的毫不起眼的信条，却因偶然的际遇和时代的凑巧，成为了公民信仰的基础；曾经单纯的宗教出发点，也被后人理所应当地解读为例外主义的源头；曾经几乎完全消失，后来却重新出现，将一个被遗忘的文本推向了标志性的地位。

这种解读，本质上是为了安抚社会心理的自卑和焦虑而采取的一个技巧，本质上背离了布告一开始产生的根源，同时也被过度挖掘，失去了最开始的纯粹的宗教意义。“山巅之城”逐渐附着上锋芒毕露的色调，代表着一种对全世界的承诺，成为普世主义的代言。在里根之后，“山巅之城”的故事被广泛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的信条”，在奥巴马时期甚至将其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中让全部美国学生学习。

但在晚清中国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后，文明的普遍意义又再次转向例外，中国传统珍视的价值被视为例外，而西方的工业文明又当做一种普遍。例外和普遍，在对立中统一，例外可能走向普遍，而普遍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例外。

杨念群认为，例外即代表某个国家和文明在历史和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异质于普遍或共同规则的现象。从中国的文明发展脉络也说明例外和普遍是分不开的，“例外论”会向“普遍论”转化。

他针对美国社会被广泛讨论的“例外主义”一词发表看法，并引用自己新书《山巅之城》（As a City src="http://n.sinaimg.cn/translate/64/w964h1500/20181101/8YDG-hnfikve4224493.jpg">

此信条被后世解读为美国“天定命运”的理由——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国人在世界上地位独特，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的市场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因其为人类提供机会与希望，寄望美国为其他国家之典范。

罗杰斯通过对“山巅之城”的文本发展脉络来阐释了其源头和后来的“引申意义”之间的断裂性。美国至今所说的“例外主义”和当时语境下的“山巅之城”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叙事，其中存在着断裂。“山巅之城”的布告的初衷是朝向宗教意味的，带有当时清教徒的宗教理想和纯粹的信仰，而后它一直湮没于历史的符号之中被人遗忘，直到19世纪，它才作为一种“再创造”进入公众的视线，尤其是里根的辞别演讲，才将它建构为一种政治性的用途，和“美国精神”挂钩，成为美国“例外主义”的符号。

历史上对于温斯罗普布告的记载很少，仅有一个它写过的字迹留存，在后来在温斯罗普的长篇日记里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它的存在，也不曾有人记得听过这样的布告和演讲，很快它就在风中被遗忘，没有人在意。温斯罗普终究只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引用这句圣经的引文仅仅是表达清教徒的正义和良善的理想追求。

“中国”的概念指向“例外”。“中国”一开始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中原地区，华夷之辨代表的是一种“排外”，强调差异性，当时的中国是排外的。但随着版图的扩大，中国走向了普遍，在不断地和外族的交流中，其他外族也汉化成为普遍的一部分。这可以算是从例外到普遍的过程，因此开始强调“天下”，这个政治上带有一种包容的词语，强调消弭差异性，是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因此中国的所谓普遍意义，是包容天下。

他写下这个布告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让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灯塔，而是一种“假如被上帝选中的人不坚持信仰——对世界的爱和正义，就会不称职” 的感觉带来的对偶发事件的焦虑，这是一种长期的、热切的请求，希望自己作为“上帝选民”给世界带来正义和善良，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时候做出自己的奉献。

因此，“居住在山上”是一种宗教意味上的信仰的坚持和道德的模范，只是居住在一个万众瞩目的环境，这种瞩目，是一种他律下的自律，因为众人的注视，而时刻谨记自己的良善信仰，目的是追求上帝的脚步，而不是强求其他世俗的认可和跟从。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到的一种因信仰上帝而带来的使命感。

Daniel Rodgers, As a City src="http://n.sinaimg.cn/translate/733/w1000h1333/20181101/C5fW-hnfikve4224617.jpg">

如何理解中国文明

即使是美国革命胜利后盛极一时的“美国的非凡承诺”，也是出于对美国社会的自信而基于当时历史特定情境提出的伟大理想，和“山巅之城”没什么关系。汤姆·潘恩在1775年冬天写下的“美国正如一道光，散射到全世界”，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人们仍然没有把当时温斯特罗的布告和这种普世主义联系起来，当时的“民族文明的历史传统”的自信就足够为自己的伟大抱负包装一个正当理由。即使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国际主义，也是借力于当时的非凡国际国内环境而形成的产物，也没有提到过“山上之城”的历史传统。

今天思考的问题在于，如何从例外的角色加以进化来容纳到西方的普遍意义的历史中，同时又意识到西方普遍价值的缺陷而维护自己的特点，这也是中国从普遍意义上对西方中心的认可转回对自身价值的认可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过去的40年里，几乎每一册美国的教科书都在讲述这段历史，暗示美国的价值理念、政治体制和历史是无与伦比的，值得全世界景仰。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特的作用是命中注定的，它被赋予了这个权利，是“上帝选民”。久而久之，“山巅之城”已成为美国政客的流行语。

罗杰斯认为，“无论历史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它都很轻易变成不堪重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美国社会对于“山巅之城”文本的塑造是出于当时历史的再发明，其创立的初衷只是清教徒为了实现信仰而立下的誓约，并没有什么例外主义的政治意味。

为了和苏联对抗，他们把“山巅之城”塑造为“美国信念”的象征符号，充分强调了美国的“上帝选民”的历史性。尤其是在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位时期，整个美国处于一种厌战的思潮中，整个美国社会是低迷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上都出现了矛盾，国家担心美国民众和苏联对抗的意愿，因此将“山巅之城”建构为政治用途，解读为美国例外主义的源头，并在公众广泛传播，成为美国民众的普遍认知。

它不仅仅是一个被接受的故事，更是一个流动的文本解读，一个文本的重要性会因为时代的需要而不同，曾经被引用的部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但在不断变化的具体环境中，那些固定的文本，也会因为布满偶然性的变故、始料不及的意外、戏剧性的历史而变得有意义。只有特定时代的人，在顾虑当下历史和民族的某种假设的压力下，才把它想象成静止和专一的。

在中美两国历史上的自我认知问题对话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杨念群教授也对“例外主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中国的民族自我认知问题进行了交流。

这和后来美国所说的“例外主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天定命运”的美国精神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他们中间的时间是割裂的。这只是一个利用这个文本实现的语义的新发明。

实质上，“山巅之城”作为一个“传统根源”来解释政治的正当性，恰恰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心理的焦虑，他们需要一种“历史的先验性”来赋予自己的作为正统性。尤其是冷战后期，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小说家开始重铸新英格兰清教徒是美国的建立者的传统。

正如美国从例外走向普遍，中国的文明也可以看做是从例外到普遍的转化过程。“中国”、“天下”、“大一统”三个概念指向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而“大一统”则强调从例外到普遍的过程和手段。这是理解中国政治文明的要害词。例外和普遍之间是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华民族的产生也是三个观念的延续。它们同时强调中国在相对时期的文明，但是文明和野蛮也不是绝对的，是相互转换的，不是一个截然对立的过程。在普遍的意义上理解例外，在例外的前提看普遍。